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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時代刑事司法走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治之路
發布時間:2022-09-28  文章來源:中新網 點擊:289

  新時代刑事司法走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治之路

  樹高千尺總有根

  □ 本報記者 蔣安杰

  黨的十八大以來,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高度重視刑事法治工作。黨的十八屆四中全會通過《中共中央關于全面推進依法治國若干重大問題的決定》,中央深改委第六次會議通過《關于政法領域全面深化改革的實施意見》,為全面推進刑事司法改革指明了前進方向。

  在各有關部門共同努力和密切配合下,新時代中國刑事司法改革步入快車道,刑事司法理念、制度發生歷史性變革,以人民為中心、執法為民的司法理念深入人心,強化人權司法保障成績斐然;執法司法制約監督體系不斷健全,增強了人民群眾的安全感、公平正義的獲得感,厚植了黨的執政根基;刑事司法文明程度和群眾滿意度持續提升,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治的政治優勢和制度優勢日益彰顯。

  9月24日,為全面回顧總結十年來我國司法改革特別是刑事司法領域的重大成就,中國刑法學研究會、中國刑事訴訟法學研究會、中國法學會檢察學研究會聯合舉辦了“新時代中國刑事司法改革發展與展望研討會”,法學理論界與司法實務界相聚一堂,共同回望新時代刑事司法改革的鏗鏘歷程,研討和展望新時代刑事司法改革的發展方向,可謂意義深遠。

  這是一場別開生面的研討會,會議內涵之豐、參與之眾、關注之廣、影響之深,都使會議備受關注。最高人民檢察院黨組副書記、副檢察長應勇,中國法學會黨組書記、常務副會長陳訓秋,最高人民法院黨組成員、副院長高憬宏,公安部黨委委員、副部長孫茂利,司法部黨組成員、副部長熊選國出席會議并致辭;最高檢黨組成員、副檢察長孫謙,最高檢黨組成員、副檢察長陳國慶,最高檢二級大檢察官萬春、檢委會專職委員張志杰,最高法咨詢委員會副主任、二級大法官、中國法學會案例法學研究會會長胡云騰,北京市人民檢察院原檢察長、二級大檢察官敬大力等出席會議;最高檢黨組副書記、常務副檢察長童建明主持開幕式。

  來自法學界的北京大學博雅講席教授陳興良,中國政法大學訴訟法學研究院名譽院長卞建林,中國人民大學法學院教授陳衛東,清華大學法學院院長周光權,西南政法大學教授孫長永,中國政法大學刑事司法學院院長劉艷紅,中國社會科學院法學所研究員冀祥德等學者分別發言,部分全國人大代表、全國政協委員,中央政法委、最高法、最高檢、公安部、司法部、中國法學會有關部門負責同志,學術界、實務界代表近百人參加研討會。

  這不僅是一次學術盛會,更是司法機關、學術界攜手落實習近平法治思想、以深化刑事司法改革助力全面依法治國的務實之舉。

  人民法院:

  推進刑事司法改革 刑事審判呈現前所未有的新氣象

  黨的十八大以來,人民法院以習近平法治思想為指導,牢固樹立適應新時代新要求的刑事司法理念。堅持以人民為中心,切實加強人權司法保障,把尊重和保障人權貫穿刑事審判全過程,堅持懲罰犯罪和保障公民權利并重。全面落實“寬嚴相濟”刑事政策,堅決貫徹疑罪從無原則,真正做到法理情高度融合,讓公平正義更加可觸可感。

  高憬宏表示,人民法院深入推進以審判為中心的刑事訴訟制度改革,努力構建訴訟以審判為中心、審判以庭審為中心、庭審以證據為中心的刑事訴訟新格局,推進庭審實質化,健全冤錯案件發現糾正機制,落實非法證據排除規則,推動死刑案件二審全部開庭等,推動各項改革舉措落地見效。全力會同有關部門推進認罪認罰從寬制度改革、律師辯護全覆蓋試點、完善國家司法救助制度等舉措,促進改革系統集成、協同高效。

  證據不牢,地動山搖。胡云騰就近些年人民法院堅持證據裁判原則和庭審實質化的改革進行了介紹。胡云騰認為,證據是認定犯罪的依據,是實現司法公正的基石,證據的質量決定司法公正的成色。人民法院堅決落實中央提出的“健全事實認定符合客觀真相,辦案結果符合實體公正,辦案過程符合程序公正的法律制度”的要求,將其作為新時期司法公正的標準,在做實證據裁判原則上狠下功夫,落實證據裁判、非法證據排除、疑罪從無等法律原則,協同完善三機關“分工負責、互相配合、互相制約”的體制機制,嚴格執行庭前會議、法庭調查、非法證據排除“三項規程”,以提高證人、鑒定人、偵查人員出庭作證率、律師辯護率和當庭宣判率為重點,著力推進庭審程序制度機制改革,做到用于定罪量刑的訴訟證據一律出示在法庭,證據質證認證展開在法庭,對證據的采信決定在法庭。

  胡云騰在發言中就幾個方面進行了介紹。

  ——各地人民法院以認罪認罰作為程序分流的起點和基礎,構建認罪案件與不認罪案件的刑事案件分流機制,推動形成普通程序、簡易程序、速裁程序有序銜接的多層次訴訟程序體系,實現了事實法律重大疑難案件慢審精審,事實法律清楚和輕罪案件快審簡審,輕罪微罪案件速審速決的刑事訴訟新格局,讓公正與效率緊密結合,程序公正與實體公正相得益彰。

  ——去年全國法院適用速裁程序審結的刑事案件占到了32.24%,適用簡易程序審結的占到了38.23%,適用普通程序審理的只占26.5%,不僅優化了司法資源配置,也為大案難案庭審實質化、精細化審理騰出了司法資源。

  ——自認罪認罰從寬制度實施以來,改革的成效逐步顯現,案件數量、適用比例逐年增長。2021年,全國法院適用認罪認罰從寬制度審結刑事案件已經達到98萬件,占全國法院同期審結刑事案件的80.09%,寬嚴相濟刑事政策得到充分體現。實踐證明,認罪認罰的被告人更有利于教育改造和回歸社會,再犯率顯著降低,從而極大地減少了社會對立面,促進了社會和諧。

  ——人民法院還積極完善法律援助制度,全面推進值班律師工作,依法保障辯護人會見、閱卷、收集證據和發問、質證、辯論辯護等權利,完善方便值班律師、辯護人參與訴訟的工作機制。據介紹,目前,在全國法院、看守所已全部建立法律援助工作站,總數近6000個,值班律師的法律職能不斷擴展,為有效保護被告人訴權和審判質量奠定了制度和物質基礎。

  ——人民法院健全完善冤錯案的及時糾正和嚴格防范機制,確保公平正義不再遲到或缺席。進入新時代,黨中央對防范和糾正冤錯案高度重視,黨的十八屆三中全會明確提出要“健全錯案防止、糾正、責任追究機制”,四中全會要求“建立健全冤錯案件有效發現和及時糾正機制”。2021年中共中央印發的《法治中國建設規劃(2020-2025年)》提出要“改革刑事申訴制度”“加強對產權的執法司法保護,健全涉產權錯案甄別糾正機制”“健全刑事申訴案件受理、移送、復查機制”“完善有效防范和及時發現、糾正冤假錯案工作機制”,等等。

  ——經過不懈努力,人民法院已經建立健全了刑事冤錯案件主動發現、及時復查和依法糾正機制;特殊案件指令異地復查等工作舉措,堅持以糾正錯案推動制度完善和法治進步;推動修改刑事訴訟法及相關司法解釋;規范刑事申訴案件立案審查標準,完善審查刑事申訴案件的程序和要求,著力解決不同法院在刑事申訴案件立案、審查程序、再審標準等方面的不統一、不規范問題。

  檢察機關:

  全面推進檢察改革取得歷史性進展

  黨的十八大以來,在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堅強領導下,檢察機關堅持以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為指導,深入學習貫徹習近平法治思想,認真落實黨中央關于司法體制改革的決策部署,以職務犯罪偵查預防職能“轉隸”為契機,自上而下展開了一場系統而深刻的理念、機構、機制變革,探索形成“四大檢察”“十大業務”法律監督新格局,以理念更新引領改革創新,以重點突破引領改革縱深推進,為構建公正高效權威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司法制度貢獻檢察力量。

  陳國慶從幾個方面進行了詳細介紹。

  ——深化司法責任制改革,構建公正高效的檢察權運行體系。完善檢察官遴選、考核、追責以及員額配置、調整、退出等機制,明晰司法責任。完善司法責任認定與懲戒機制,以追責問責倒逼責任落實,組織全面排查2018年以來再審改判的刑事錯案,最高檢對其中錯誤關押10年以上的22件應當追責案件直接督辦,推動形成司法責任體系的有效閉環。

  ——推進“捕訴一體”改革,完善檢察權運行機制。刑事檢察實行“捕訴一體”,按照案件類型重新配置刑事檢察職權,辦案質效明顯提升。2021年退回補充偵查同比下降50.9%;延長審查起訴期限數量也大幅下降,2020年同比下降57%,2021年同比下降81.1%。刑事訴訟監督成效顯著,2020年和2021年監督公安機關立案和撤案數量同比均大幅上升。

  ——強化人權司法保障,努力讓人民群眾在每一個司法案件中感受到公平正義。與公安機關協同構建以證據為核心的刑事指控體系,健全重大疑難案件偵查機關聽取檢察機關意見制度;開展羈押必要性審查專項活動,2021年7月至今年6月,開展羈押必要性審查同比上升1.9倍,經審查提出變更強制措施或釋放建議2.4萬人(次)。

  ——推進認罪認罰從寬制度改革,以犯罪治理現代化推進國家治理現代化。履行指控證明犯罪主導責任,最高檢單獨或者會同相關政法部門出臺《關于適用認罪認罰從寬制度的指導意見》等8個規范性文件,協同推進制度適用成為刑事訴訟新常態。制度適用率逐年上升,2020年以來穩定在85%以上;犯罪嫌疑人認罪服法成為常態,2019年至2021年認罪認罰案件一審上訴率為3.8%,低于其他刑事案件14.5個百分點,有效減少社會對立面,促進社會和諧穩定,形成中國特色犯罪治理模式。

  ——落實少捕慎訴慎押刑事司法政策,厚植黨的執政根基。訴前羈押率從2020年的53%下降至今年6月的32.7%,刑事案件不起訴率從2020年的13.7%上升至今年上半年的23.5%,有效促進了社會穩定。

  ——健全偵查監督與協作配合機制,創設巡回檢察制度,構建規范高效執法司法制約監督體系。與公安部聯合印發《關于健全完善偵查監督與協作配合機制的意見》,共同設立偵查監督與協作配合辦公室3662個,協同提升偵查質量。針對“熟能生腐”“熟易生懶”問題開展監獄巡回檢察試點,創設巡回檢察制度,將對監獄和看守所的“派駐”檢察改為“派駐+巡回”檢察。

  ——創新開展涉案企業合規改革試點,營造法治化營商環境。加強企業權益平等保護,探索開展涉案企業合規改革試點。最高檢與國務院國資委、全國工商聯等部門共建第三方監督評估機制,司法、執法、行業監管聯手,以嚴管體現厚愛。2021年3月至2022年8月,累計辦理涉案企業合規案件3218件,其中適用第三方監督評估機制案件2217件,對整改合規的830家企業、1382人依法作出不起訴決定,有效保護了企業產權和經濟發展勢能。

  ——完善未成年人檢察制度,推動構建中國特色少年司法制度。落實“兒童受國家的保護”憲法要求,最高檢專設未成年人檢察廳,全方位加強未成年人司法保護。2018年,最高檢針對校園安全問題向教育部發出“一號檢察建議”,并攜手教育行政部門、學校等持續狠抓落實,促推完善預防性侵害、性騷擾、防控校園欺凌等工作機制。2020年,會同教育部、公安部等探索創新強制報告、入職查詢等一系列制度機制,以檢察能動履職不斷推進訴源治理和社會治理。

  ——創設“案-件比”質效評價標準。針對不少案件程序一再反復、增加群眾訴累,2020年推出“案-件比”質效評價標準,通過考核社會實際發生的“案子”與進入檢察環節后經歷若干程序形成的“案件”的比值,督促檢察官從辦案第一環節就求極致,減少無謂的程序空轉。2020年至2021年,檢察機關共壓減86.4萬個空轉程序、內生案件,有效減少了群眾訴累。

  公安機關:

  持續深化執法規范化建設 不斷提升公安工作的法治化水平和執法公信力

  黨的十八大以來,全國公安機關堅持以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為指導,深入學習貫徹習近平法治思想,全面貫徹落實黨中央關于全面深化公安改革的決策部署,堅持以嚴格規范公正文明為總要求,持續深化執法規范化建設和執法權力運行機制改革,公安工作的法治化水平和執法公信力不斷提升。

  孫茂利發言時指出,公安部將執法規范化建設作為一項全局性、基礎性工作常抓不懈,著力落實修改后刑事訴訟法相關規定和以審判為中心的刑事訴訟制度改革、執法司法權力運行機制改革等中央改革任務各項要求,不斷健全執法程序、完善執法標準、堵塞執法漏洞。

  2020年8月,十三屆全國人大常委會第二十一次會議審議了公安機關執法規范化建設工作情況,充分肯定了公安機關執法規范化建設取得的成績。

  規范訴訟程序,全面落實刑事司法改革要求。孫茂利介紹,公安機關緊緊圍繞新時代刑事司法改革任務要求,不斷健全和完善執法辦案程序,全面提升執法司法質效。一是深化以審判為中心的刑事訴訟制度改革。修訂《公安機關辦理刑事案件程序規定》,進一步完善管轄制度、證據制度、強制措施制度、受立案制度、偵查制度和辦案協作機制;會同“兩高”等部門出臺規范性文件,推進完善非法證據排除規則、規范訊問合法性核查、完善補充偵查制度、規范取保候審適用等工作。二是推進認罪認罰從寬制度改革。會同“兩高”等部門出臺《關于適用認罪認罰從寬制度的指導意見》,并修訂《公安機關辦理刑事案件程序規定》,明確公安機關辦案中的職責,包括告知嫌疑人相關法律規定、保障值班律師履職、記錄嫌疑人認罪情況、向檢察機關提出適用速裁程序建議等。三是依法保障律師執業權利。加強律師會見室建設,建立律師會見預約制度,大力推進法律援助中心駐看守所工作站建設。會同司法部等部門建立維護律師執業權利快速聯動處置機制,不斷完善律師執業權利的救濟途徑。

  孫茂利表示,公安機關加強監督管理,規范執法權力運行。努力構建系統嚴密、運行高效的公安執法全流程、全要素監督管理體系,推動執法權力在法治軌道上規范運行。一是深化受立案制度改革。全面規范受立案工作流程,加強執法源頭監督管理。通過警情回訪、受立案巡查、刑事復議復核等方式,著力解決報案不接、接案不立、違法受立案等突出問題。二是健全完善法制審核制度。積極推進“兩統一”改革,由公安法制部門統一審核刑事案件重點環節、統一對接檢察機關,促進辦案質量穩步提升。三是增強內外監督合力。推進執法監督管理委員會建設,改革完善公安機關執法質量考核評議和執法過錯責任追究制度,建立健全公檢協作配合與制約監督機制,完善執法公開制度,自覺接受社會各方面監督。

  著力改革創新,不斷提升執法質效。孫茂利介紹,公安機關充分運用剛性監督管理工具,督促民警規范執法習慣養成,并通過制度機制創新,提升打擊犯罪、保護群眾合法權益的能力。一是建設規范的執法辦案場所。各地公安機關全面完成執法辦案場所規范化改造,公安部部署在市縣兩級公安機關建設集執法辦案、監督管理、服務保障等多功能于一體的“一站式”執法辦案管理中心,有力地促進了辦案質量和效率的提升。二是全面推行網上辦案。開發應用執法辦案與監督管理系統,常態化開展網上辦案,同步進行監督管理,執法辦案更加透明規范,監督管理更加智能精準。三是建立健全執法全流程記錄制度。綜合運用多種記錄方式,打造全過程留痕、可回溯管理的執法閉環監督管理體系。四是創新打擊新型犯罪工作機制。設立反電信網絡詐騙平臺,完善信息網絡犯罪案件辦案程序,推行電信網絡詐騙案件涉案賬戶緊急止付和快速凍結機制,為群眾挽回了大量損失。

  司法行政:

  律師制度改革深化職能作用備受矚目

  黨的十八大以來,在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堅強領導下,在中央有關部門和社會各界的大力支持下,律師制度改革不斷深化,律師權利保障機制不斷健全,律師辯護制度不斷完善,律師在刑事司法活動中的職能作用得到充分有效發揮。截至目前,全國律師隊伍已發展到60.5萬多人,每年辦理刑事訴訟案件120多萬件。

  熊選國介紹,司法部深化刑事案件律師辯護全覆蓋試點工作。2017年9月,最高人民法院、司法部部署在北京等8個省(市)開展試點工作,2018年12月將此項試點擴大至全國。今年施行的法律援助法明確規定,適用普通程序審理的刑事案件,被告人沒有委托辯護人的,人民法院可以通知法律援助機構指派律師擔任辯護人,為推進試點工作提供了有力法律保障。試點五年來,最高人民法院、司法部積極采取措施,擴大試點范圍,完善有關制度機制,全國共有2594個縣(市、區)開展了審判階段刑事案件律師辯護全覆蓋試點工作,占縣級行政區域總數90%左右。2021年,各地因開展試點擴大通知辯護法律援助案件32萬余件,占審判階段刑事法律援助案件總數的63.6%,因開展試點值班律師提供法律幫助的案件55萬余件,刑事案件審判階段律師辯護率(含審判階段有律師辯護或值班律師提供法律幫助)達到了80%以上。

  熊選國表示,過去律師辯護率一直徘徊在30%左右,現在經過試點達到80%以上,可以說是一項了不起的成績,對于貫徹落實習近平總書記提出的“努力讓人民群眾在每一個司法案件中感受到公平正義”,落實以人民為中心的發展思想,加強刑事司法人權保障,促進司法公正,彰顯我國社會主義法治文明進步具有重要意義。

  刑事辯護全覆蓋試點工作取得重要積極成效,但也存在銜接配合不暢、律師資源分布不均、辯護質量不高等問題。針對這些問題,司法部高度重視,也與最高法、最高檢等部門進行了研究溝通,近期將下發有關文件,對此項工作進行深化:一是深化審判階段試點工作。加大工作推進力度,爭取今年年底前基本實現審判階段律師辯護全覆蓋;二是開展審查起訴階段試點工作。指導各省區市確定部分地區開展審查起訴階段律師辯護全覆蓋試點,對審查起訴階段犯罪嫌疑人沒有委托辯護人且符合一定情形的案件,通知法律援助機構指派律師為其提供辯護;三是提高辯護質量。加大法律援助培訓力度,認真開展案件質量評估,綜合運用案卷檢查、受援人回訪、征詢司法機關意見等措施,提升法律援助服務質量,推動律師辯護從有形覆蓋到有效覆蓋;四是解決律師資源不足問題。建立健全法律服務資源依法跨區域流動機制,鼓勵和支持律所、律師等到律師資源嚴重不足的地區服務。

  熊選國介紹,司法部推進律師參與認罪認罰從寬制度改革,完善法律援助值班律師制度。認罪認罰從寬制度,對優化司法資源配置、準確及時懲治犯罪、減少社會對抗、化解社會矛盾糾紛、推動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具有重要意義。法律援助法明確將值班律師法律幫助作為法律援助的一種服務形式,進一步完善了值班律師制度,強調了值班律師在認罪認罰案件中的作用。截至2021年年底,法律援助機構在人民法院設立法律援助工作站2935個,在人民檢察院設立法律援助工作站1918個,在看守所設立法律援助工作站2317個;2021年全國值班律師提供法律幫助98.5萬件,其中參與認罪認罰案件90.5萬件。目前,值班律師工作還存在經費保障不足、權利保障不到位、職能作用發揮不夠等問題,需要研究解決。下一步,司法部將進一步落實好法律援助法等規定,做好以下工作:一是完善值班律師派駐。指導各地采取設置聯合工作站、跨區域調配律師資源,以及現場、電話、網絡值班相結合等措施,配合推廣電子簽名、遠程會見和見證等技術,確保值班律師法律幫助全覆蓋;二是加強經費保障。進一步推動法律援助法有關規定落實,協調增加法律援助辦案經費。指導各地根據案件難易和參與案件程度,合理確定法律援助補貼標準,提高法律援助經費使用效益;三是推動發揮值班律師作用。協調辦案機關保障值班律師會見、閱卷等訴訟權利,加強值班律師與辯護律師工作銜接,完善值班律師意見聽取、量刑協商、工作保障等機制。

  推進以審判為中心的刑事訴訟制度改革

  黨的十八大以來,司法機關在以審判為中心的訴訟制度改革上達成高度共識,目標是防止冤假錯案、實現司法公正。解決的問題有二:一是偵查起訴的案件質量,二是庭審實質化。核心必須圍繞證據進行。證據由誰提供?由偵查機關收集,檢察機關審查后提交法庭,經審查認為證據不足的還要退回公安機關補充偵查,或者由檢察機關自行補充偵查。

  如何更好貫徹證據裁判規則?在四川大學法學院教授龍宗智看來,要嚴格按照證據標準認定事實?!皩τ诓环献C據標準的案件,要切實貫徹疑罪從無、無罪推定原則。在證據標準把握上,要遵循客觀事實?!?/p>

  為加強對刑訊逼供和暴力取證等非法取證的源頭預防,“兩高三部”出臺《關于辦理刑事案件嚴格排除非法證據若干問題的規定》,健全落實罪刑法定、疑罪從無、非法證據排除等法律原則制度,防范選擇性司法以及“疑罪從掛”“疑罪從輕”等問題。

  《法治日報》記者曾在一篇報道中寫道:張軍的辦公桌上放著一張最高檢某位領導去某省調研閱卷時復印的一頁退查法律文書,上面只有一行字“該案事實不清證據不足,退回補充偵查”。

  難以想象,這就是業內熟悉的“補充偵查提綱”,而且這不是個別現象。據悉,這個提綱在各種會議上被當作“反面教材”去講,“就這一行字,你要準備退查幾次?!”

  退回補充偵查提綱應包括什么具體內容?檢察機關自行補充偵查更為適宜的,是否可以依法自行開展偵查工作?2020年,最高人民檢察院、公安部共同制定并印發《關于加強和規范補充偵查工作的指導意見》(以下簡稱《意見》),對進一步完善以證據為核心的刑事指控體系,加強和規范補充偵查工作,提高辦案質效,確保公正司法提出了明確要求。

  《意見》對調取有關證據材料作出明確規定。具有“證據存在書寫不規范、漏填、錯填等瑕疵”“缺少前科材料、釋放證明、抓獲經過等材料”等六種情形之一的,人民檢察院可以發出《調取證據材料通知書》,通知公安機關直接補充相關證據并移送,以提高辦案效率?!兑庖姟愤€明確了退回補充偵查的有關情形,規定了一般不退回補充偵查的六種情形,并就案件補充偵查期限屆滿、原認定的犯罪事實有重大變化如何處理,建立聯席會議、情況通報會工作機制等問題作出具體規定。

  陳國慶介紹,檢察機關積極履行指控證明犯罪的主導責任,充分發揮審前把關和分流作用,嚴格依法開展審查逮捕、審查起訴工作,確保偵查、起訴的案件達到“事實清楚,證據確實、充分”,防止構罪即捕、帶病起訴、勉強起訴。這幾年加強介入偵查引導取證后,退查延期大大減少,也有效防止了以刑事手段插手經濟糾紛。2018年以來經濟犯罪提前介入案件中,由偵查機關主動邀請介入的比例達80%,多次延長、退查現象明顯好轉。

  最高人民法院研究室副主任周加海認為,在黨中央的統一領導下,在政法各部門的共同努力下,幾年來,以審判為中心的訴訟制度改革取得了一系列重大成果,積累了很多有益經驗。體現在:一是“以審判為中心”深入人心。在《關于推進以審判為中心的刑事訴訟制度改革的意見》指引和要求下,偵查人員、檢察人員按照裁判的要求和標準收集、固定、審查、運用證據的意識普遍增強,案件“帶病”進入審判程序的現象顯著減少;審判人員按照法定程序認定證據、嚴格把關的意識普遍增強,“跟著錯、錯到底”的現象顯著減少。疑罪從無、證據裁判、程序公正、保障人權等司法理念得到普遍遵從。二是配合、制約機制進一步健全。配合有余、制約不足的現象和問題得到有效糾正。不捕率、不訴率較大幅度提升,證據不足、指控犯罪不成立的無罪判決特別是殺人、搶劫等重大案件的存疑無罪判決數量有所上升。符合中國國情、具有中國特色的公檢法三機關分工負責、互相配合、互相制約訴訟機制更加完善。三是證據裁判理念、證據規則進一步增強與改進。將原本只適用于死刑案件的“兩個證據規定”擴展適用至各類刑事案件。證據收集固定規則更加明確、更加嚴格;證據審查判斷規則更加細致、更具可操作性;非法證據排除規則更加細化,申請難、啟動難、排除難的問題在很大程度上得到解決;更加重視收集和運用客觀性證據,重口供輕其他證據的陳舊理念和辦案方式得到有效扭轉。案件質量從源頭到結果都更有保障。四是訴訟體系進一步完善。建立起普通程序、簡易程序、速裁程序相互銜接、繁簡分流的多層次訴訟體系。五是人權司法保障進一步強化。非法證據排除、訊問過程錄音錄像等制度有效實施,刑訊逼供、非法取證的源頭預防取得顯著成效。法律援助范圍進一步擴大,值班律師制度全面落實,刑事案件律師辯護、法律幫助全覆蓋改革深入推進,律師有效辯護水平明顯提升,人權司法保障進一步加強,訴訟權利保障更加充分,司法公正也更有支撐。作為刑事訴訟領域一項意義重大、影響深遠的全局性、系統性改革,以審判為中心的訴訟制度改革雖已取得豐碩成果,但仍然在路上,仍然需要進一步深化。

  卞建林評價,這項改革各部門持續推進,成績有目共睹,可以從三個面向來進行解讀:首先,偵查監督不斷加強,協作配合機制不斷完善。推進以審判為中心的刑事訴訟制度改革,其重要內容就是強調司法權對偵查權的制約,抵制偵查中心主義。在審前階段,一方面,檢察機關強化偵查監督,秉承“在辦案中監督、在監督中辦案”的理念,監督立案撤案、糾正漏捕漏訴、查糾偵查違法等偵查監督工作更加有力;另一方面,檢察機關提前介入偵查、引導偵查,協作配合機制更加完善。其次,庭審實質化改革深入推進,成果顯著?!耙詫徟袨橹行摹钡母母?,其核心要義是確立審判特別是庭審在刑事訴訟中的中心地位,突出審判在認定事實、定罪量刑中的決定性作用,貫徹證據裁判主義,強調法庭審理的實質意義。第三,司法中的人權保障不斷加強,辦案機關與辯護律師間的關系良性發展,一系列改革舉措,加強了訴訟中的人權保障,改善了律師執業環境,發揮了刑事辯護的積極作用。

  陳興良期待,進一步完善證人出庭規則與制度,切實推進庭審實質化;要進一步完善刑事案件二審開庭審理的相關工作,努力構建訴訟以審判為中心、審判以庭審為中心、庭審以證據為中心的刑事訴訟新格局。

  深化認罪認罰從寬制度改革

  完善刑事訴訟中認罪認罰從寬制度,是黨的十八屆四中全會作出的一項重大改革部署。為落實這項重大改革部署,從2016年年初開始,在中央政法委領導下,全國人大法工委、最高法、最高檢、公安部、司法部、國家安全部等有關部門,反復磋商協調,形成了《關于認罪認罰從寬制度改革試點方案》(以下簡稱《試點方案》)。

  2016年7月22日,中央深改組審議通過了《試點方案》,為改革確立了思路和框架。根據中央要求,最高人民法院代表“兩高”提請全國人大常委會對此項改革試點進行授權,2016年9月3日全國人大常委會通過《關于授權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檢察院在部分地區開展刑事案件認罪認罰從寬制度試點工作的決定》(以下簡稱《授權決定》)。

  根據全國人大《授權決定》的要求,在中央深改組通過的《試點方案》的基礎上,“兩高三部”對改革試點的具體制度設計進行了反復研究論證,形成了《關于在部分地區開展刑事案件認罪認罰從寬制度試點工作的辦法》(以下簡稱《試點辦法》),于2016年11月16日正式印發實施。認罪認罰從寬制度試點工作自《試點辦法》印發之日起正式拉開帷幕。

  2018年10月26日,《中華人民共和國刑事訴訟法》修改時正式確立認罪認罰從寬制度,開啟了刑事訴訟程序快慢分道的程序設置新模式,以有效回應刑事案件數量激增、司法資源有限的社會治理難題。正如全國人大常委會副委員長王東明所言:“內容雖然不多,但是意義很大?!?/p>

  寬嚴相濟是黨和國家一貫堅持的刑事政策。在中國政法大學教授樊崇義看來,刑事訴訟中對認罪認罰的被追訴人予以從寬處罰,正是“寬嚴相濟”刑事政策的直接體現,通過“寬”“嚴”的相互協調,既追究犯罪分子的刑事責任,也保障被追訴人合法權益。樊崇義認為,這次訴訟模式的轉型是我國刑事司法制度的一次深層次改革,甚至是一場“革命”。因為它推動了人們訴訟觀念、認識的轉變,必將深刻影響刑事訴訟司法制度的變革,必然會給不同的法律職業群體、不同的訴訟活動帶來沖擊和挑戰。

  讓人始料不及的是,認罪認罰從寬制度適用之初,出現了“檢察官主導責任與以審判為中心的刑事訴訟制度改革目標是否沖突?”“2019年10月24日‘兩高三部’出臺的《關于適用認罪認罰從寬制度的指導意見》明確認罪認罰案件檢察機關一般應當提出確定刑量刑建議,是否侵犯法官的自由裁量權?”等問題,引起各界關注。

  為了以最大誠意最大公約數凝聚最大共識,一場被譽為“2019年認罪認罰頭腦風暴”的法檢同堂培訓和“控辯審三人談”如期舉行。歷經1996年和2012年兩次刑事訴訟法修改的“控辯審三人談”三位作者首席大檢察官張軍、大法官姜偉、大律師田文昌蒞臨課堂,就“認罪認罰從寬制度”的熱點難點盲點問題現場傳道解惑。

  面對學員提出“最高檢要求認罪認罰案件當年12月適用率達到70%,基層檢察官很困惑并有畏難情緒,而且不分地區不分案件類型也不分辦案部門,這是否意味著‘下指標’”的敏感問題,張軍積極回應說,法院審理的所有刑事案件,不分類型,加在一起,一審以后上訴的占10%左右,原則上沒有超過15%。也就是說,一審以后的認罪率在80%以上。我們在偵查階段、在審查起訴階段,努力地去做工作,70%左右認罪認罰是符合實際的,沒有要求更高。前提是80%多不分案件類型一審中都認罪了,既然都能認罪,對這80%左右努力做工作,認罪認罰在70%左右就不是無根據。

  姜偉表示,“最高檢提出認罪認罰從寬制度適用率達到70%,這是檢察機關積極作為,主動擔當。目前我們國家判處三年有期徒刑以下刑罰的刑事案件占到80%以上,提出70%適用率還有比較大的上升空間”。田文昌認為,70%認罪認罰的比率一點也不高。從國際社會的普遍情況來看,達到80%、90%的都有。

  讓人欣喜的是,認罪認罰從寬制度全面實施四年來,全國檢察機關在依法嚴懲嚴重刑事犯罪的同時,根據刑事犯罪結構變化,在監察機關、人民法院、公安機關和司法行政機關支持配合下,與時俱進、積極適用認罪認罰從寬制度辦結案件327.4萬件,占同期辦結刑事案件總數的75%。制度適用率逐年上升,2019年為49.3%,2020年為86.8%,2021年達89.4%。

  胡云騰介紹,2021年全國法院適用認罪認罰從寬制度審結刑事案件已經達到98萬件,占全國法院同期審結刑事案件的80.09%,寬嚴相濟刑事政策得到充分體現。認罪認罰的被告人更有利于教育改造和回歸社會,再犯率顯著降低,從而極大地減少了社會對立面,促進了社會和諧。

  對于輕罪的劃分標準,理論界存在“罪名說”“罪行說”“法定刑說”“宣告刑說”等不同觀點。北京市人民檢察院副檢察長張朝霞認為,司法機關討論輕罪治理,除了立法上的輕罪之外,還要考慮什么樣的罪行剛剛超過刑事追訴的門檻,由于社會危害性并非特別嚴重,可以獲得輕緩處罰的問題,較為典型的就是“自助超市盜竊”案件和民間糾紛引發的輕傷害案件。

  認罪認罰從寬制度已經成為刑事訴訟的新常態,推動我國刑事訴訟模式悄然發生轉型。偵查模式上,因犯罪嫌疑人認罪認罰對及時有效偵破案件具有重要意義,特別是在犯罪手段隱蔽或者因客觀條件所限,證據的提取、固定存在困難的案件中,通過犯罪嫌疑人認罪認罰,而收集到更加充分的證據,對偵破案件顯得尤為重要。偵查機關已經習慣于盡早開展認罪認罰教育工作,檢察機關適用該制度辦理的案件中,偵查環節建議適用的從2019年1月的23.6%上升到2021年的43.8%。

  實踐證明,這一制度完全符合我國現階段刑事犯罪結構變化和刑事訴訟制度發展規律,有利于更好實現司法公正與效率的統一,有利于推進國家治理現代化。黨中央決定完善認罪認罰從寬制度,不僅著眼于合理配置司法資源,助推以審判為中心的訴訟制度改革,在更高層次上實現公平與效率的統一,更著重于以最小的司法成本化解社會矛盾、促進罪犯改造。

  確立少捕慎訴慎押刑事司法政策

  新中國成立以來,特別是改革開放以來,中國共產黨領導人民創造了經濟快速發展和社會長期穩定“兩大奇跡”。伴隨著我國經濟社會全面發展進步,刑事犯罪結構發生明顯變化。搶劫、殺人等嚴重暴力犯罪持續下降(起訴人數從1999年的16.2萬人降至2021年的5.9萬人);“醉駕”等輕罪和生產銷售偽劣商品、侵犯知識產權等破壞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秩序的新型犯罪大幅上升;判處三年以下有期徒刑及以下刑罰的案件占比從1999年的54.6%上升至2021年的80.4%。

  同時,認罪認罰從寬制度適用率已達85%以上,其中占絕大多數的輕罪案件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認罪認罰,主觀惡性和社會危險性大大降低,證據穩定性明顯增強,加之取保候審等非羈押強制措施監管不斷完善,電子手環、非羈碼等現代電子監控手段的應用,辦案機關對逮捕羈押等限制人身自由的強制措施依賴程度大大降低。

  面對這樣的變化,刑事司法理念、政策應當與時俱進。最高檢提出要樹立少捕慎訴慎押刑事司法理念,對輕罪案件以及其他具有法定從輕、減輕處罰情節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特別是社會危害不大的初犯、偶犯、過失犯、未成年犯等,體現當寬則寬,慎重逮捕、起訴、羈押,促進犯罪嫌疑人真誠悔罪、減少社會對立面、增進社會和諧。這一理念得到了黨中央充分肯定。2021年4月,中央全面依法治國委員會年度工作要點明確提出,適應我國刑事犯罪結構性變化,堅持少捕慎訴慎押刑事司法政策。

  記者采訪時了解到,去年以來,檢察機關積極推動形成共識,與公安機關、人民法院共抓政策落實,取得了積極成效。一是訴前羈押率降幅較大,逮捕措施嚴格適用;二是不起訴裁量權的行使更加充分,犯罪治理成效不斷凸顯。檢察機關完善不起訴后非刑罰處罰機制,對于犯罪情節輕微的法定犯依法作出不起訴決定后,需要給予行政處罰、處分的,依法及時向有關主管機關發出檢察意見,督促不起訴后非刑罰處罰措施的落實,推動執法司法機關形成“刑事追訴寬嚴相濟、行政處罰從嚴從重”的政策共識;三是羈押必要性審查數量成倍上升。2021年7月最高檢在全國檢察機關部署開展了為期半年的羈押必要性審查專項活動,并在今年將范圍擴大至全部在辦羈押案件,將專項活動延長至2022年年底。

  北京德恒律師事務所副主任李貴方表示,據了解,在政法機關的共同努力下,2022年上半年的訴前羈押率下降到32.7%,幾乎達到了學者們一直論證的良好的訴前羈押比率,超出了許多人的想象。這一效應既有利于降低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及其家庭所承擔的改造成本,也有利于減少看守所內的交叉感染等負面影響,節省羈押資源,也將影響廣大人民群眾對羈押措施的認識,擴大人民群眾對非羈押強制措施的接受度。

  “檢察機關是唯一可以全程參與刑事訴訟活動的專門機關,因此,要進一步健全與公安機關、審判機關的協作配合與監督制約機制,協同發揮制度優勢,把少捕慎訴慎押刑事司法政策落實到刑事訴訟全過程?!睂O長永建議。

  劉艷紅建議,為了更好地貫徹少捕慎訴慎押刑事司法政策,應該建立起貫通實體法與程序法的一體化實質出罪機制,以“形式入罪、實質出罪”健全完善羈押必要性審查機制、建立常態化起訴必要性審查機制,充分發揮審查逮捕和審查起訴的實體法把關作用,從而全面一體深化少捕慎訴慎押司法改革,為構建和諧穩定的社會關系貢獻實體法的力量。

  2022年9月21日,一個可以成為刑事法治發展標志的重要新規出臺,迅速刷爆朋友圈,引起各方高度關注。為充分體現寬嚴相濟刑事政策以及少捕慎訴慎押刑事司法政策,進一步規范取保候審工作,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檢察院、公安部、國家安全部聯合發布《關于取保候審若干問題的規定》(公通字〔2022〕25號,以下簡稱《規定》),這是對1999年“兩高兩部”所制定《規定》的全面修訂。

  這彰顯著中國法治的進步。北京市東衛律師事務所主任郝春莉評價,新規出臺說明少捕慎訴慎押刑事司法政策深入人心,現在進一步改進取保候審制度,是司法機關積極回應人民的新要求、新期待。在北京星來律師事務所合伙人趙運恒看來,這可以真正落實寬嚴相濟政策和少捕慎押原則,使過去的以羈押為原則以取保為例外的狀況發生重大改變,既有利于通過大幅度降低羈押率來降低司法成本,也有利于更好實現司法公正。

  中國人民大學法學院教授程雷認為,近五年來,羈押性強制措施體系在檢察機關主導下發生了明顯變化,逮捕率、羈押率已經降到新中國歷史的低點,相對應而存在的非羈押性措施取保候審制度的改革勢在必行。

  “降低刑事司法對公民人身權利、訴訟權利的物理性干預強度,體現了法治文明的發展方向?!背汤兹缡潜硎?。

  冀祥德對檢察機關的《人民檢察院羈押聽證辦法》給予高度評價。他認為,這使司法政策制度化,不僅直接改變了我國刑事審前程序的訴訟構造,而且,標志著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羈押聽證制度初步形成,是新時代中國向世界貢獻的中國智慧、中國制度、中國方案,在我國刑事司法體制改革中具有劃時代意義。

  開展涉案企業合規改革

  檢察機關推動建立中國特色現代企業合規司法制度,是立足大局、著力營造安商惠企法治化營商環境,服務經濟社會高質量發展的一項重要制度創新,具有十分重要的政治意義、法治意義和現實意義,得到各方面的高度肯定。

  全國人大常委會委員、監察和司法委員會副主任委員徐顯明認為,該制度有利于營造安商惠企法治化營商環境,服務保障經濟社會高質量發展。

  企業合規制度將有利于從源頭上防治企業違法犯罪,助力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

  北京大學法學院教授陳瑞華在多部門授課時特別談到,檢察機關開展涉案企業合規改革工作具有十分重要的政治意義、法治意義和現實意義。

  “涉案企業合規改革既督促涉案企業

  合規守法經營,也警示潛在缺乏規制約束的企業遵紀守法發展,集末端處理與前端治理于一體,促進司法、執法、行業監管部門形成合力,綜合運用民事、行政、經濟、刑事手段,有利于推動企業違法犯罪訴源治理,提升國家治理效能?!敝心县斀浾ù髮W教授姚莉如是評價。

  記者采訪時了解到,檢察機關涉案企業合規改革采用頂層設計與基層探索相結合的模式,經歷了從試點到全面推開的過程。兩年多來,在各方面支持下,合規改革扎實推進,探索建立了一套企業合規運行機制,特別是去年最高檢與財政部、國務院國資委、全國工商聯等8部門共建第三方監督評估機制,最近人力資源和社會保障部、應急管理部、海關總署、中國證監會也加入機制,領域更寬,合力更強,越來越多的相關部門正在積極參與到合規改革進程中,司法、執法、行業監管攜手促進“嚴管”制度化、防止“厚愛”被濫用。

  在試點之初,最高檢就成立企業合規問題研究指導工作組,始終強調“嚴格依法”這條紅線,要求現有探索都必須在法律框架內進行,從一開始就讓這項制度“合規”、穩健。加強規范指導,近期出臺《關于涉案企業合規改革中案件辦理有關問題的會議紀要》,確保改革試點依法規范、穩妥開展。

  在合規案件辦理指導過程中,檢察機關積極穩妥地逐步擴大適用案件范圍,對于關系到金融資本市場安全、數字經濟健康良性發展、涉眾型民生領域等重點領域的上市公司、高科技企業、國有大型公司依法有序開展合規案件探索,充分踐行檢察機關服務經濟社會健康發展的政治擔當。

  為充分發揮法治固根本、穩預期、利長遠的作用,以更高質量的執法司法合作、以法治之力保障資本市場發展,2021年9月最高人民檢察院成立駐中國證監會檢察室,成立一年以來駐中國證監會檢察室加強涉案上市公司企業合規制度的適用研究,深化資本市場涉案企業合規工作,科學確定涉案上市公司企業合規的主體范圍、案件類型,做實督促整改、效果評估,切實推動涉案上市公司提升治理能力和水平。

  2022年9月16日在最高人民檢察院駐中國證監會檢察室成立一周年之際,中國證監會主席易會滿指出,在多方合力下,貫徹落實中央《關于依法從嚴打擊證券違法活動的意見》取得重大進展,證券違法成本過低的情況在制度層面得到了根本改變,市場生態持續改善,市場韌性得到增強,檢察機關一系列新機制的出臺落地為資本市場健康穩定發展、防范化解金融風險、保護投資者合法權益提供了有力支持和保障。

  記者了解到,2017年至2021年,對單位犯罪涉及的單位和人員的不起訴率為:16.3%、18.4%、22.9%、29.9%、33.5%。單位犯罪不起訴的適用,為推進企業合規建設、落實民營企業平等保護提供了前提和路徑,特別是2021年擴大涉案企業合規改革試點以來,不起訴率較2017年高出17.2個百分點,讓一大批企業卸下包袱、再獲重生,對于穩住經濟基本盤、保就業、穩增長發揮了重大積極作用。

  企業合規改革凸顯出刑事訴訟立法修改勢在必行,對此無論是學術界還是實務部門認識完全一致。今年全國兩會上,一些代表委員要求完善涉案企業合規改革相關立法,有的還提出了明確具體的立法建議。最高檢深入研究,圍繞立法修改的路徑方式、體例框架、條文內容等形成了初步方案,正在廣泛征求有關方面意見。

  中國人民公安大學法學院教授李玉華認為,有一點在刑事訴訟的立法修改時應當予以明確:刑事訴訟立法要從以自然人為中心向自然人與單位(企業)雙中心轉化。更為重要的是可以將單位參加刑事訴訟與自然人參加刑事訴訟放在一個同等重要的地位,徹底改變以往以自然人為中心的立法偏向。

  新時代刑事司法走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治之路

  黨的十八大以來,我國刑事司法理念政策制度不斷豐富和發展,刑事司法水平持續提升。

  陳訓秋指出,刑事司法制度是國家法律制度、司法制度十分重要的組成部分,司法體制改革在全面深化改革、全面依法治國中居于重要地位,對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意義重大。

  陳衛東認為可以從四個方面來闡述:人權保障理念愈發彰顯,程序獨立價值日益凸顯,刑事司法政策更加寬平,從“治罪”到“治理”理念的轉變明顯。

  陳衛東表示,2012年刑事訴訟法在總則中增加“尊重和保障人權”條款,并在具體制度設計中增加非法證據排除規則等規定落實該原則。通過全面深化司法體制改革、堅決糾正和防范冤錯案件等舉措,努力實現尊重和保障人權在刑事司法領域全鏈條、全過程、全方位覆蓋,凡此種種,均體現了人權保障司法理念的彰顯。

  在陳衛東看來,偵查取證規范化流程建設、審查逮捕聽證機制改革、刑事案件辯護全覆蓋、庭審實質化改革、非法證據排除規則完善、量刑規范化改革等一系列刑事司法改革成果表明,我國的刑事訴訟程序正在逐漸祛除程序工具主義的桎梏,更多“看得見的正義”得以彰顯。

  “刑法不僅是善良人的大憲章,也是犯罪人的大憲章?!比珖舜蟠?、清華大學法學院院長周光權表示,刑事司法改革需要客觀主義支撐。眾所周知,近年來在刑事司法領域推行了大量改革舉措,例如出臺了防范冤假錯案規范性文件,糾正了一批冤假錯案,推進認罪認罰從寬制度改革,少捕慎訴慎押等。改革成績有目共睹,但是也還要看到:有的司法人員處理案件時,正確的刑法方法論尚未形成,遇到疑難案件“眉毛胡子一把抓”的現象還時有發生。

  周光權認為,在從程序法角度推進司法改革的同時,要堅持刑法客觀主義,避免司法人員僅憑被告人的認罪口供或僅懷疑被告人的人品,就啟動刑事追訴程序,從而確保刑事司法活動在正確的軌道上運行,堅持法治原則。

  最高人民檢察院第一檢察廳廳長苗生明認為,一項項重大改革持續推動我們國家的刑事司法制度、司法理念甚至訴訟模式發生了歷史性的轉變,在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治道路上走出了一串串堅實的腳印,這樣一個歷史性的變革過程,偵、訴、審、辯關系和格局必然出現一些新變化,推動刑事法治“生態圈”的優化升級。

  回望新時代中國刑事司法走過的波瀾壯闊之路,胡云騰用了“三個前所未有”高度概括:提出的刑事司法改革舉措之多前所未有,推進刑事司法改革的力度和深度前所未有,通過黨內法規和國家法律固定的刑事司法改革成果之豐之實前所未有。

  新時代各項刑事司法改革舉措深刻改變了辦案機關和辦案人員的刑事司法理念,充分展示了我國刑事訴訟的新面貌和新形象。

  胡云騰介紹:比如,危害相對較輕的危險駕駛、幫信等輕罪多了,嚴重危害人民群眾生命財產安全的暴恐犯罪、黑惡勢力犯罪少了;刑事訴訟程序中不羈押和不起訴的被追訴人多了,不當羈押和起訴的少了;人民法院依法判處輕罪和輕刑的被告人多了,依法判重罪和重刑的少了;被追訴人認罪認罰的多了,不認罪不認罰的少了;一審服判息訴的刑事案件多了,不服上訴的少了;被追訴人獲得律師辯護、法律幫助的多了,沒有律師辯護、幫助的少了;被害人獲得實質性民事賠償的多了,過去常見的刑事附帶民事訴訟空判的少了;刑事冤假錯案糾正的多了,新發現的刑事冤假錯案少了;社會各界對司法公平正義的認同度進一步提升。

  2018年1月11日,中共中央、國務院下發了一份重要文件,對如何“保障人民安居樂業、社會安定有序、國家長治久安,進一步鞏固黨的執政基礎”作出重要部署。

  民惟邦本,本固邦寧。民心就是最大的政治,平安就是最大的民生。一些黑惡勢力長期進行聚眾滋事、壟斷經營、敲詐勒索、開設賭場等違法活動,成為國家和社會治理的毒瘤,成為侵蝕群眾獲得感、幸福感、安全感,破壞黨執政基礎的淵藪,老百姓敢怒不敢言,如何談幸福指數?

  2018年1月23日,中央政法委在全國掃黑除惡專項斗爭電視電話會議上發出動員令,要求堅決打贏這場戰役,吹響了為期3年的“掃黑除惡”沖鋒號。

  “鏟除黑惡勢力滋生的土壤,這是一個具有政治遠見的洞識?!敝袊ù髮W校長馬懷德如是評價。

  隨著專項斗爭的不斷深入,進入偵查、起訴、審判階段的涉黑惡案件越來越多,對政法機關精準運用法律武器能力的考驗更加直接,“理念之變”應該也是新時代刑事司法最值得書寫的華麗篇章。

  2018年1月23日,全國掃黑除惡專項斗爭第一次電話會議上,中央政法委特別強調:“在依法嚴懲的同時,要把握好法律政策界限,既不能降格處理也不能人為拔高?!?/p>

  “堅持以事實為根據,以法律為準繩,是黑惡犯罪一個不放過,不是黑惡犯罪一個不湊數?!睆堒娫?019年全國兩會上作出莊嚴承諾。

  疥癬之疾,易成膏肓之患。黑惡勢力暗處作惡好比癌癥的潛伏期,尚未明火執仗引發眾怒的時候,不被注意。中央開展掃除黑惡專項斗爭,就是要形成強大的掃除合力,以大“掃帚”堅決清除黑惡勢力及其“保護傘”社會毒瘤,讓人民群眾安全感、滿意度明顯提升,還社會河清海晏、天朗氣清,還老百姓朗朗乾坤。

  掃黑除惡可能有漏網之魚但絕不能有盲區。2022年9月23日,備受輿論關注的“唐山燒烤店打人案”一審宣判:陳繼志獲刑24年。結果一出,朋友圈刷屏,有網友評論:“陳繼志案”,從輿論監督、查處速度、處罰力度,始終在輿論關注、督促、支持下,這既是公平和正義的彰顯,也對社會釋放出司法依法嚴懲惡勢力犯罪絕不會收手的強烈信號,體現了嚴重影響人民群眾安全感、侵犯婦女兒童合法權益的大案、要案從快、從嚴處理的精神,充分發揮刑事司法的教育功能,對潛在的犯罪分子起到應有的威懾作用。

  這是一起引起極大社會關注的案件。從打人視頻引發熱議,施暴人的暴行被全網譴責,到警方公布陳繼志等涉案人員的“前科”,其背后的“保護傘”被公開,再到公訴、審判,政法機關積極回應著人民群眾對公平正義的呼喚。

  公安部、河北省公安廳相繼召開專題會議,全面啟動夏季治安打擊整治“百日攻堅戰”,檢察機關依法審查,從快批捕,從嚴追訴,同時堅持實事求是和法治原則,對證據顯示沒有參與打人的依法作出不起訴處理;人民法院依法審判,對首犯陳繼志判處有期徒刑24年的重刑。

  該案充分考慮具體個案的特殊情況和社會公眾的心理感受,也從另一個側面印證了認罪認罰從寬、寬嚴相濟的刑事司法政策絕不是“一寬了之”“一輕到底”,對性質惡劣、嚴重影響人民群眾安全感的案件,依法該嚴必嚴,司法絕不手軟。

  云南“孫小果案”曾轟動一時,原本早在1998年便被判處死刑的孫小果一次次逃出法網。案件暴露出刑事訴訟各環節失守,讓“司法責任制”長出牙齒就是滿足人民群眾對公平正義的需求,最高檢黨組不放松、從嚴主動增加問責人員達到12人,這不僅是“終身追責不是口號”的有力體現,也是過去十年中國改革重構權力配置和運行機制、把權力關進制度“籠子”的一個縮影。

  管住枉法的權力,斬斷尋租的黑手。黨的十八大以來,中國司法改革緊緊牽住司法責任制改革這個“牛鼻子”,進一步完善執法司法制約監督政策措施,最大限度壓減權力設租尋租空間,就是想從根本上解決審者不判、判者不審、權限不清、責任不明等問題。

  習近平總書記指出:“法治工作是政治性很強的業務工作,也是業務性很強的政治工作?!?/p>

  業務工作不僅有法律的標準,也有人民群眾滿意不滿意的政治標準。怎么判斷人民群眾滿意不滿意?案件折射社會痛點,典型案例所起的示范、推動作用則是治理“良藥”?!袄ド椒礆浮薄叭】爝f女子被造謠出軌案”“73歲企業家豪娶29歲大美女”等,每起案件都是全網幾億人圍觀,“沉睡”的刑法正當防衛條款被激活、法不能向不法讓步、自訴轉公訴……社會不吝盛贊,而這些都離不開政法機關、司法人員理念的轉變,離不開“以人民為中心”指導思想的合力踐行!

  記者曾接到一個政法前輩的電話:“美國槍殺事件那么多起,民眾表示不滿也沒有任何改變?,F在我們的司法實踐中經常出現個案被炒作、無限放大,你們得引領啊?!边@個電話曾讓記者思考了很久,民意與司法的關系,在信息化時代是個重要的課題。司法在進步,老百姓對公平正義向往的需求也在提高,更需政法機關保持定力,接受監督傾聽民意,同時也要尊重司法規律,堅持法定原則。唯有如此,案件辦理才能真正實現政治效果、法律效果和社會效果的有機統一。

  記者從研討會的發言中,深刻感受到,新時代中國刑事司法在我國經濟社會高質量發展不平凡的偉大歷程中,取得的輝煌成就是耀眼的、超乎常人想象的,而這一切都離不開黨的領導。

  當前,世界百年未有之大變局加速演進,世界之變、時代之變、歷史之變的特征更加明顯,需要應對的風險和挑戰、需要解決的矛盾和問題比以往更加錯綜復雜。

  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承載著幾代中國共產黨人的理想和探索,是近代以來中國社會發展的必然選擇,是發展中國、穩定中國的必由之路。

  潮平兩岸闊,風正一帆懸!黨的二十大即將勝利召開,“新時代中國刑事司法改革發展與展望研討會”在這個歷史節點舉行意義深遠,與會者期待,中國刑事司法在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治的道路上走出更加鏗鏘有力的步伐!

【編輯:房家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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