臨海古長城

 

　　在浙江師范大學江南文化研究中心的姚建根看來，這些海陸因素，促使江南成為了近海用兵的理想之地和海域軍事活動的集中區域，進而成為中國傳統海防的發源地。

 

　　海防是指在國家領海，為防備和抵御侵略、保衛國家的主權和領土完整而進行的軍事活動。姚建根說，在江南文化的眾多成色中，以海防為主題的海洋軍事文化是江南文化的另一層底色。

 

　　宋元時

 

　　傳統海防在江南萌芽

 

　　姚建根說，從重要的涉海軍事區域，到成為中國傳統海防的發源地，江南地區經歷了春秋、秦漢、隋唐再到宋元的發展歷程。

 

　　早在春秋時期，江南地區的吳越兩國便擁有了一定規模的水軍，在江南海疆展開爭霸戰。

 

　　吳越地方史《越絕書》中，記載了吳越兩國進行海疆斗爭的場景：“石塘者，越所害軍船也”、“防塢者，越所以遏吳軍也”、“杭塢者，勾踐杭也”……石塘、“防塢”、“杭塢”，都是兩國海戰所運用的軍事設施。

 

　　“在當時的歷史條件下，這些軍事防御措施并不是有意識的海防行為，只是兩國為了抵御彼此而設立的，”姚建根說，“但它們卻是海防布局的雛形，為日后的江南海防打下了基礎。”

 

　　此后的秦漢兩朝，江南地區有了更頻繁的涉海軍事行動。隋唐帝國大一統后，中央政權以北邊為軍事戍守重點，江南居于“大后方”。

 

　　“兩宋之際，隨著宋室南遷，江南成為了全國的經濟文化中心，在軍事上也由‘大后方’轉變為前沿陣地。”姚建根說，海洋軍事重心的轉移與經濟重心南移同步進行并完成，至此，傳統海防開始在江南萌芽。

 

　　南宋時，江南海防體系的中心是沿海制置司的設立。由于浙東地區成為了統治中心區域，因此是北方強敵屢次進犯的主要方向。“江南沿海防御重點迅速南傾，沿海制置司的設立，使得江南海防在防務上結成為一個整體，海上防御能力得到了增強。”姚建根說。

 

　　時間推至十八世紀，由于封建統治者對海防認知的局限，江南傳統海防開始停滯不前；到了十九世紀中葉，西方殖民者的堅船利炮從海上突入江南，強行打開了古老中國的大門。

 

　　“海防是江南近代歷史的一個痛點，”姚建根說，“透過江南海防這面鏡子，我們可以看到百余年來，中國人經歷的從陸上大國到海上大國再到新時代海上強國的漫長自鑒過程。

 

　　錢塘江

 

　　是春秋越國的水軍基地

 

　　姚建根說，回顧歷史，人們能發現海防在江南地區留下的印記。

 

　　今天杭州市濱江區的西興街道，在春秋時期曾叫“固陵”。“浙江南路西城者，范蠡敦兵城也。其陵固可守，故謂之固陵。所以然者，以其大船軍所置也。”據史書記載，錢塘江以南的西城，是范蠡練兵之地，因城周土丘堅固，可作防守，所以被稱為“固陵”。

 

　　姚建根說，吳越相爭時，越國統治者在錢塘江南岸建立了水軍基地，“二千多年前，越國的水軍就從這里出動，北上攻吳。”

 

　　由于海防建設的需要，隋唐時杭州便成為了造船中心之一，除了固陵，漁浦港(今蕭山區聞家堰以西)、靈隱港(今西湖區九里松)等，也都是杭州海防建設的歷史遺產。

 

　　“如今，我們還能在江南沿海地區找到不少海防的古跡遺存，感受其背后所蘊藏的海防歷史。”姚建根說。

 

　　臨海古長城，是舊時的臺州府城，又稱江南長城，是東晉時為抵御?？芏ㄔ斓?；鎮海的招寶山炮臺也為人所熟知，它始建于明代，是為了抗擊倭寇，同時它在近代中國人民反侵略的海洋軍事斗爭中也發揮了巨大作用。

 

　　“平湖乍浦，海鹽澉浦，慈溪觀海衛，舟山岑港，臺州椒江，溫州樂清蒲岐所等，這些如今人們所知的地名，也都與海防不無關系。”姚建根說，這些地方或是當年海防軍駐地，或是得名于海防設施，或是因筑城抗敵而逐漸發展，多因海防而產生或興起。

 

　　海防建設還促使江南沿海形成了不少宗族聚落。姚建根說，溫州龍灣區的王氏永昌堡、蒼南馬站鎮的城門朱堡等宗族，都是當年民間為了抗敵自衛而建造，逐漸聚族而居，發展成龐大的宗族系統。

 

　　地方民謠里

 

　　唱著戚繼光的抗倭故事

 

　　姚建根說，在漫長的發展歷程中，海防在一定程度上影響和塑造了江南文化。

 

　　方言便是其中一個有趣的現象。“海防的士兵來自各地，說各種方言，在駐地又形成一個相對封閉的群體，產生了被稱為‘軍話’的‘方言島’現象。”姚建根說。

 

　　他說，蒼南蒲壯所便是一個例子。“當年戍卒來自蘇南、浙北、閩南，日后逐漸形成了‘蒲城話’，它接近甌語(溫州話)，同時又帶有閩南音，與周邊平陽等地的甌語有差異。”

 

　　姚建根念起了一段民謠：“倭奴賣燒餅，賣到東門嶺。東門嶺頭三重炮，倭奴看到就逃跑。逃到臨海就倒灶，滿江尸首浮泡泡。”

 

　　他說，這首童謠講述的是明代戚繼光的抗倭事跡：一日，敵寇來犯，他們假裝成賣燒餅的小販，到臺州海門衛東門嶺山腳打探消息。戚繼光用竹筥在東門嶺偽裝成三門大炮，把真炮轉移到了臨海城頭。倭寇信以為真，逃離東門嶺而攻打臨海城頭，結果潰不成軍。

 

　　這首童謠至今還流傳于臺州椒江區老海門一帶。姚建根說，江南沿海地區還有不少這樣的民謠，向后人講述著一個個海防抗敵的故事。

 

　　江南沿海地區的人們，還因為海防建立起了民間信仰。明初著名的軍事大將湯和，因在江浙沿海一帶主持筑城防倭，被后人供奉為神靈，現在沿海許多地方，都還建有湯和廟。

 

　　在慈溪的觀海衛，流傳著被稱為“金鎖拳”、“左手棍”的功夫。姚建根說，它們的發展和流傳，與當年俞大猷、戚繼光等人在浙江沿海駐軍抗倭有關。

 

　　成書于東南抗倭戰爭時期的著述《紀效新書》和《江南經略》中，記載了當時江浙民間流行的拳術和棍法，“抗倭將領吸收了這些民間功夫用以練兵，可見海防斗爭與當地的習武風氣不無關聯。”姚建根說。

 

　　在他看來，雖然海防軍事因素在江南文化的總體格局中處在邊緣位置，但海防像是一道屏障，默默守護著江南文化，觸動著人們“能不憶江南”的心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