講述駐村書記故事的熱播劇，背后更有熾熱的情懷

　　

　　一部講述鄉村振興的主旋律電視劇，能否獲得觀眾喜愛？兩個月前，首次“觸電”的作家忽培元心里并沒底。

　　

　　當時，根據他創作的長篇小說《鄉村第一書記》改編的電視連續劇《花開山鄉》，即將在央視一套黃金時段開播。雖然小說出版后，廣受讀者和評論界好評，但電視觀眾有自己的口味。

　　

　　令人驚喜的是，據“中國視聽大數據”統計，《花開山鄉》開播后收視率一路上揚，到國慶節前的收官一集達到1.778%，位列當周黃金時段電視劇單頻道收視率第一名。

　　

　　在接受新華每日電訊專訪時，忽培元講述了自己的藝術理念和原著小說蘊含的鄉土情懷。

　　

　　觸碰現實，獲贊“鄉村版《人民的名義》”

　　

　　電視劇《花開山鄉》講述了駐村干部白朗在羋月山村任職期間的故事。雖然工作遭遇重重阻力，但他以一名黨員干部的智慧和擔當，破解了一個又一個難題，使得羋月山村民的思想面貌發生了改變，山村經濟不斷發展，生態環境得到了改善。

　　

　　2018年，小說《鄉村第一書記》剛出版，制片方就找到忽培元，表達了影視化改編的意愿。忽培元也希望自己的作品能搬上熒屏，但他又擔心被“魔改”，堅持擔任第一編劇。

　　

　　令他欣慰的是，在后來的合作中，導演高希希非常重視原著，甚至將第一版劇本沒有的原著情節添了進去。

　　

　　《花開山鄉》是一部鄉村劇、扶貧劇。作品首次影視化改編，忽培元也擔心過收視率。但他認為，反映鄉村現實的文藝作品就應該直面問題、解決問題，應該像《創業史》那樣充滿歷史厚重感。

　　

　　“過去一些農村題材影視劇，要么把農民和農村生活娛樂化，要么遠離生活同時又進行了非藝術的美化，造成種種‘穿幫’，誤導觀眾、引發觀眾的抵觸。”在他看來，《花開山鄉》的成功，一個重要原因是二度創作既還原了原著，又高度貼近生活。

　　

　　在劇中，主人公白朗勇于同欺負村民的村霸、亂倒建筑垃圾偷挖稀土礦的企業以及縣里黑惡勢力保護傘等做種種斗爭。有網友稱，“該劇敢于觸碰現實，揭露問題，是‘鄉村版《人民的名義》’”。

　　

　　“電視劇的成功，很大程度就在于大膽揭示現實矛盾。與小說不同，電視劇的矛盾比小說更集中，一上來就把尖銳的矛盾和盤托出，敢于硬碰硬，甚至導演團隊還創作了不法企業盜采稀土礦的情節。”忽培元道。

　　

　　關注鄉村，探討脫貧之后振興路

　　

　　1955年，忽培元出生在陜北延安。3歲時，在動員回鄉政策的號召下，他曾隨母親回到老家陜西大荔縣安仁鎮下魯坡村生活了一段時間。黃河畔的古老村莊是他最初的鄉村記憶。

　　

　　鄉村的生存環境與中國農民的生活狀態印在了忽培元的生命中。他告訴記者：“我是從土地里生長起來的，把真實的農村寫出來，把農民的實際情況和想法寫出來，對我來說是自然而然的事。”

　　

　　從中短篇小說集《土炕情話》《青春紀事》，到長篇小說《雪祭》《家風》《神湖》《老腔》，作家忽培元始終關注中國鄉村的探索與發展。

　　

　　近些年，忽培元目睹了中國農村翻天覆地的變化。他決定以駐村書記為主人公創作一部小說。

　　

　　在《鄉村第一書記》后記中，他寫道：“以后無論擔任縣市公務員還是在中央和省級黨政機關工作，感情上都沒有須臾斷開同鄉村的生命臍帶。”

　　

　　在采訪時，忽培元向記者展示了自己的陜北鄉村風情繪畫作品。

　　

　　紅彤彤的太陽、溝壑縱橫的黃土高坡、舊貌換新顏的一口口窯洞、頭上綁著羊肚手巾的陜北老農……看似樸實粗糲的畫作，勾勒的全是忽培元的鄉愁鄉情。

　　

　　“這是我藝術熏陶和文化積淀的源頭所在。”他說。

　　

　　身為國務院參事，忽培元一直通過各種渠道為鄉村振興建言獻策，他也將很多思考寫進了《鄉村第一書記》。

　　

　　在原著中，主人公白朗駐村時，山村已經摘去了貧困村的帽子，但要鞏固扶貧成果，實現鄉村振興還困難重重。

　　

　　“雖然小說是前幾年創作的，但我當時的著眼點就是脫貧之后如何鞏固。如何實現鄉村振興，這不只是物質生活水平的提升，小說里有很多鄉村文化建設和生態保護的內容。”忽培元說。

　　

　　他在書中用大量筆墨描寫了如何利用科技創新發展綠色經濟的故事。主人公白朗大膽引進創新技術，用建筑垃圾混合高科技生產的添加劑粉碎后制成透水磚直接鋪路，破解了環保與經濟發展并舉的難題。

　　

　　小說女主人公蔡金鳳是一名支教老師，她一直默默支持白朗的工作。忽培元創作這個角色自有深意。他認為，農村可以通過年輕人外出打工實現摘帽脫貧，但要實現鄉村振興，還得靠有本事的年輕人回鄉發展。人回來了，鄉村才有振興的希望。

　　

　　寄托希望，年輕干部要有更開闊的視野

　　

　　小說《鄉村第一書記》在描繪鄉村文化復興與經濟繁榮新面貌的同時，也展現了一群有活力、與人民群眾共甘苦的青年黨員干部的形象。

　　

　　忽培元坦言“白朗”這個人物，既脫胎于近些年在全國各地農村調研接觸到的樸實能干的駐村第一書記們，也有自己年輕時的影子。

　　

　　在知青下鄉的浪潮中，高中畢業后的忽培元到延安郊區的川口公社插隊落戶。在莊稼地里，他和鄉親們一起揮汗勞作、吃喝拉撒，很快就成長為日工分十分的莊稼把式。一年后，忽培元成了大隊支部書記，那時他剛剛19歲。

　　

　　“全村1000多口人，把你當成‘黨派來的親人’看待，你的一舉一動，都代表黨組織，擔子有多重，只有挑擔人自己知道。那時白天苦干一天，夜晚躺在炕上翻來覆去睡不著。心里盤算著，怎樣才能讓老百姓豎大拇指。”忽培元說。

　　

　　在川口公社當大隊支部書記時，他將大隊的1000多口人、2000多畝地劃分成4個作業組，定地塊、定勞力、定生產資料、定產量，到年底根據任務完成情況獎罰，事實證明這個方法很不錯，群眾也滿意。

　　

　　這些年，在陜西、安徽、海南、貴州、甘肅、新疆等地一些鄉村走訪時，忽培元耳聞目睹了大批駐村干部和鄉村第一書記的感人事跡，他們的工作狀態、與群眾的深厚感情深深打動著他。

　　

　　“一位駐扎甘肅偏遠地區的第一書記，經常凌晨兩三點還在研究工作，和衣而睡，躺下還和同事商量事情。雖然離家僅僅幾十公里，卻經常一兩個月回不去一趟。他所思所想的，不是這里正在進行的工程，就是那里正在建設的扶貧車間，好像哪一個地方都少不了他，眼前總有不斷涌現的問題等著他處理。”忽培元說。

　　

　　白朗的形象塑造無疑寄托了他對當代年輕干部的期望。

　　

　　“我心中的共產黨人，是一群既有本事，又愿意為老百姓辦事的人。沒有這個群體，實現鄉村振興只是空話。但與我們那個年代不同，今天的干部必須得有更開闊的視野，更開放的思維，更健全的法律意識。在小說里，白朗在工作之余，始終堅持學習。”忽培元說。(記者 李坤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