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觀察家

　　

　　《意見》出臺，是我國在大數據應用上的進一步探索，勢必為我國推進中國式現代化，建設數字中國做出更多貢獻。

　　

　　12月19日，《中共中央 國務院關于構建數據基礎制度更好發揮數據要素作用的意見》(以下簡稱《意見》)公布，提出“數據二十條”，初步搭建了我國數據基礎制度體系。

　　

　　數據基礎制度建設，事關國家發展和安全大局。當前，大眾生活的一點一滴，也莫不與數字化緊密相關、相連，當此時刻，對“數據”進行再思考、再定義、再定位，刻不容緩。

　　

　　當數字變成社會生態，對社會結構的影響是巨大而深遠的。社會應當及早對數字化社會下的監管、治理組織和規范進行調整，在體制機制上建立起與之相適應的新架構，在鼓勵促進數據稟賦發揮作用的同時，仍然保證社會秩序和正義公平。這對各國都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將數據當做生產要素，面臨的一個重要問題是，如何確權？此次《意見》，在確權上著墨不少，意在對未來的數據市場化之路確立基礎，以便于未來數據流動能夠更加通暢。

　　

　　數據確權促進了數據流動，這就面臨另一個重要問題，如何監管？應該說，技術進步給了大數據集成性搜集的可能，也給了監管機構監督管理能力加強的可能。

　　

　　與此同時，應該特別注意以下兩點。一是監管相關平臺等商業機構是應有之義，但必須有非常清晰的規范法律要求。二是在商業機構之外，大數據實際上給了監管行政管理機構更多挑戰。防疫過程中的“賦紅碼”等已經顯示，大數據的賦能是明顯的，但誰都不應該有脫離監管之外的“超能力”。數據必須在正確的時間交易、正確的地點保存、正確的主體使用。

　　

　　數據要素要發揮作用，其首要和終極問題是，如何“智慧”？從“大數據”誕生那天起，似乎其就與“智慧”密不可分。有了更加先進的數據捕捉、描畫、索取、集成手段與技術，按理說，“智慧”就會隨之到來，無論是“智慧家居”還是“智慧城市”。

　　

　　然而，實踐顯示并非如此。如何更好解決民眾最關心的教育、醫療、交通問題？如何利用大數據貢獻更好的營商環境？如何提升整個社會的動能效能，讓市場化進行得更加活躍？這就需要對數據應用進行更多的研討和思考。

　　

　　《意見》出臺，是我國在大數據應用上的進一步探索，勢必為我國推進中國式現代化，建設數字中國做出更多貢獻。同時，也應該看到，“大數據”雖新，但其數據稟賦確權、監管、治理能力等背后問題的底層邏輯，一直存在。而解決這些，似乎才是在新生態下建立新規范的關鍵。

　　

　　來源：新京報

　　

　　□萬喆(北京師范大學一帶一路學院研究員)